放眼望去 為何不見新加坡的孩子們

【前言】

本書作者皮爾斯親身走訪六十餘國，以高明的立論、不受主流束縛的觀點，誠摯坦率地正視了這個讓我們始終感到不安的人口危機。同時，深具開創性地剖析了各國人口消長背後的意義與隱憂，並且探究未來我們將朝什麼方向而去。

新加坡雞尾酒

女性主義革命距離完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男性仍然想要掌控女性。無論如何，我們終究得面臨一項選擇：完成這場革命，或是陷入生育率過低的泥沼裡。

從數十個生育率跌破替代水準的國家所呈現出來的證據可知，男性、國家、教會與雇主的態度如果沒有改變，女性將會徹底放棄生育。如果要她們在生孩子和享受人生當中二選一，她們絕對會選擇後者。

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而言，人口問題已是一項國家危機。新加坡本土人口將於本世紀中葉減半，從而成為自己國家裡的少數族群。新加坡的女性已發起了「生育罷工」，每年的生育數不及四萬。這種情形若是再持續一個世代，新加坡就會陷入「無可挽回的境界」。如此一來，這個立國還不滿五十年的城市國家將不得不畫下句點。

二○○八年八月，新加坡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了李顯龍的國慶演說內容，原因之一是他聲稱自己實踐了全國同胞都應一致採行的生活。身為四個孩子的爸爸，李顯龍熟練於換尿布的工作，扮演了新好男人的角色，是該國二十一世紀的父親榜樣。「丈夫如果將一切工作都丟給妻子，或是強迫女性在工作與生孩子間做出選擇，那麼，她們就會展開生育罷工。」男人應該多做一點，他說。（他沒有提到一項幕後發展，亦即他雖曾提議國家應向新一代的父親伸出援手，強制落實男性育嬰假，但這個提議卻遭到了企業雇主否決。他們聲稱，這項措施會對經濟造成太大的傷害。在新加坡，經濟絕對不容遭到危害，就算是為了延續國家命脈也不行）《海峽時報》刊登了許多有關人口危機的分析，評論者都將矛頭指向新加坡專心追求經濟發展的態度。新加坡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經濟傳奇之一，更是亞洲四小龍當中最富裕的國家。

然而，新加坡的人民都忙於追求財富，而把生育下一代的工作拋在一旁。「過去四十年，我們在經濟發展的追求，已然造就了一群抱持不同人生觀的新一代年輕人，」一位頗具代表性的專欄作家寫道：「他們非常個人主義、充滿行動力，也非常拜金，不願為了家庭生活而犧牲個人自由。他們的社交生活更為忙碌，卻必須對抗害怕承諾的心態。」另一名專欄作家則是警告指出：「孩子如果在女傭的照顧下長大，而且整天都待在家教班或才藝班，那麼他們成年之後很可能不會想要自己的孩子。」新加坡目前之所以還維持得下去，必須歸功於大量湧入的外國人。在李顯龍以英語發表國慶演說的那一天，也正是新加坡在北京奧運唯一具有奪牌希望的女子桌球隊出戰決賽的日子。

為了現場轉播這場賽事，電視台延後了二十四小時才播出總理的國慶演說。不過，新加坡只拿到了銀牌。而且，正如許多人指出的，那些奪牌的球員也不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而是中國移民。實際上，新加坡的奧運代表隊有半數隊員都不是本地人。由於新加坡是個既新又脆弱的國家，這類議題引起的警覺就比歐洲強烈得多。在歐洲，沒有人認為國家有可能會消失。

有些新加坡人將生育荒歸咎於女性。言詞直率的總理指出，男人不幫忙換尿布，已經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既然我做得到，大家一定也都做得到。」有些人則是歸咎於該國許多男女分校的精英學校，這些學校培育出許多學識優秀但「沒有文化也沒有教養」的男孩，以及「卑鄙」的女孩，也庇護了鼓勵同性戀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沒有人提到，導致新加坡陷入此一困境的罪魁禍首就是現任總理的父親，前總理李光耀，現年八十五歲，目前依然健在。

新加坡位於一座島嶼上，面積不及倫敦的一半，人口為四百萬。該國的社會嚴密掌控了人民生活的所有面向。如果說，中國是一個由共產主義者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那麼新加坡就是資本主義者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至少也是個「保姆國家」。新加坡控制人民的作為可追溯到該國的起源，就在大英帝國退出東南亞之後。

一九五○年代中期，新加坡女性平均生育六名子女。隨著死亡率迅速下滑，外國移民大批湧入，該國人口在一九五七至七○年間幾乎倍增。這樣的人口成長幅度太大了。一九六六年，李光耀成立新加坡家庭計畫與人口委員會，「制定及推行人口控制計畫」。他利用強大的政府宣傳機器全力鼓吹縮減家庭規模，印發大量海報，其中的口號包括「兩個就好」、「兩個就夠」、「結婚之前多想想」。

宣傳活動奏效了。李光耀統治下的人民隨即順服了新政策，生育率開始下滑。根據西方人口學家的建議，李光耀認為生育率將會在降到替代水準之後即保持穩定。然而，這項政策卻太成功了。「兩個就好」的廣告一直沿用到一九八二年，當時許多人都已經只生一胎，生育率已降到一．七。直到那時候，李光耀才對這場宣傳活動喊停。

李光耀對於這項政策獲致的成果驚恐不已，於是又回頭鼓吹大家庭。不過，鼓吹的對象是有限的。他提倡的生育政策帶有明確的優生色彩。一九八○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生育率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則仍然「過度生產」。他在一九八三年的國慶日慶典上直接挑明了說：「我們的生育庫如果不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而是讓她們置身事外，那麼社會的智商水準就會愈來愈低……下一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聰明人口能夠支持愚蠢的人口。這就是問題所在。」於是，他決定特別鼓勵大學畢業生結婚與生育。一九八四年，新成立的社會發展署推出獎勵生育的減稅措施，提供頂尖學校的優先入學名額，但只針對受過教育的人口。中下層人口不但被排除在外，政府還提供現金獎勵他們結紮。沒有學歷的婦女如果在生了第一或第二胎後同意接受結紮手術，即可領得一萬元新幣。

有些人認為，這項政策主要出於種族考量，而不是害怕國家的智商水準降低。他們指稱，該政策的目的在於鞏固華裔人口的支配地位，壓抑生育率較高的馬來人。的確，種族考量向來是隱藏在新加坡政治當中的一個層面。一九六○年代初期，新加坡因為華人與馬來人的紛爭擴大成為種族暴動，而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另一個同樣明確的事實則是，華人社群普遍教育程度較高，生育的子女數也比較少。

不論總理的意圖為何，新加坡各個種族與階層的生育率都持續下跌。一九八七年，李光耀認定量與質一樣重要，而將提倡生育的策略推廣到所有人身上。政府成立了第二家特別針對非大學畢業生的婚配服務機構，還以各式口號轟炸他們，諸如：「人生要為愛留點空間」與「人生當父母才有樂趣」，以及不太具有催情效果的「如果養得起，請生三胎以上」。

隨著一九八○年代末期出現一股短暫的嬰兒潮，政府不禁鬆了一口氣。然而，這個現象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不久，生育荒的情形又開始擴大。二○○○年，李光耀的接班人吳作棟推出了現金的「幼兒津貼」。李顯龍在二○○四年上任，將產假延長為三個月，國家也投入更深，資助「支持生育」的慈善團體，包括「我愛孩子」、「職業母親論壇」與「職業父母」。

這些努力毫無成果。在新加坡實施了全世界持續時間最長的提倡生育政策的二十年後，生育率反倒比原本還低。該國在二○○九年的生育率為一．一，不但是全球最低，也連續五年低於一．三。政府顧問暨新加坡大學社會學家葉梅婷向我說明了這個問題：「他們當初致力降低生育率，社會與個人的目標是一致的，所以改變的速度非常快。可是現在個人與社會卻是朝著不同方向互相拉扯——而且個人逐漸佔了上風。」新加坡是全球唯一由政府扮演紅娘的國家。該國政府認為，有一部分的問題在於人民太害羞、工作太忙，以致沒有機會找到合適的伴侶。因此，政府成立了「網路一線牽」（Lovebyte）的婚配服務網站，其中不但有愛情博士提供諮詢，也有個人衛生的建議文章。此外，還有「愛在新加坡」（Romancingsingapore）網站。最近的一個新構想，則是為高等學府的學生開辦「情感關係」課程。民間對於政府鼓勵情愛、性行為與生育的做法普遍抱持冷眼以對的態度。有個老笑話說，社會發展署的首字母縮寫其實代表了「單身、飢渴又沒人要」。（譯註）一位名叫阿卡莎的年輕公關主管對我說：「這麼多的宣傳只會讓人興趣缺缺。大家都說政府不該插手管這種事情。」

民間紅娘能夠交出更好的成績嗎？他們倒是善加利用了政府極力想要得知這一點的心態，「心心相印」（Heart2Heart Connect）、「電影約會」（gomoviedate.com）與「二○四○俱樂部」（Club2040）都獲得政府資助，而且二○四○俱樂部還號稱其舉辦的快速約會創下了人數最多的世界紀錄。這種現象聽起來像是專制威權政府加上荒唐鬧劇的結果。若是在其他國家，這種宣傳活動只稱得上是一種拙劣手法，用於協助少數年輕人度過人生中一段難熬的時期。但在新加坡，這卻是攸關國家命脈。新加坡的華裔孩子結婚的比例太低了，葉梅婷說。這不僅是欠缺社交技巧造成的結果。她指出，在男性當中，教育程度低的人口，結婚的人數也最少。在沒有接受過中學教育的男性當中，超過四分之一到了四十歲仍然未婚，這個比例是男性大學畢業生的兩倍。女性的情形剛好相反。沒有中學學歷的女性，到了四十歲還單身的只有一○％，而大學畢業的女性則是有三○％。問題似乎是這樣：受過教育的職業婦女對於婚姻深懷戒心，因為結婚可能會對她們追求事業的抱負造成阻礙。而且，她們也不想和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男人交往，至少絕對不會挑選這樣的結婚對象。教育程度高的男人和教育程度低的女人相配似乎沒什麼問題，但教育程度低的男人根本毫無機會。現在，許多教育程度低的男性都只好找尋外國伴侶，不論是中國與越南的鄉村姑娘，還是泰國妓院裡的妓女。

至於孩子呢？新加坡仍然有些孩子。我到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拜訪該國頂尖的小兒科醫師丹尼爾．高（Daniel Goh）。他的候診室是我在新加坡唯一看到兒童的地方。我不禁大吃一驚，因為我差點都忘了這個國家還有兒童存在。新加坡的兒童人數非常少，而且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裡上課，不然就是在城裡各地的公寓大樓裡忙著寫作業。新加坡的教育體系非常注重學業，孩子必須不斷接受評量，並且嚴格區分等級。海報上的口號雖然寫著「人生當父母才有樂趣」，但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裡，父母和子女都同樣背負著龐大的壓力。因此，新加坡不但愈來愈少人結婚，結婚之後生孩子的夫妻又更少。那些願意生孩子的夫妻，則是愈來愈多都以一胎為限。丹尼爾．高指出：「我看到愈來愈多的夫妻都不生小孩。以前，這種情形是不被社會接受的，現在卻成了常態。」

問題是，新加坡的經濟與社會政策互相衝突。四分之一的母親表示，只要政府提供比較好的兒童托育服務及更彈性的工作時間，她們就願意多生孩子。然而，雇主不肯順應這樣的要求，政府也不願強迫他們。

新加坡似乎是個不再喜歡孩子的社會，也忘卻了生孩子的習慣。該國首席人口學家賈文．伊凡斯（Gavin Evans）指稱，社會規範正在改變。「可以在各種小事情上看得出來。《海峽時報》近來刊登了一連串的抱怨投書，指稱父母在購物中心裡推著嬰兒車橫衝直撞。其中一份投書是這麼寫的：『父母應該把孩子留在家裡。』對於某些人而言，小孩似乎是不受認可的社會成員。這樣的現象實在令人憂心。我有四個兄弟姐妹，我太太有兩個，所以我們都喜歡小孩。

我們都習慣家裡有小孩。不過，我可以想像得到在未來，小家庭孕育出來的下一代仍是小家庭。大眾會忘卻有小孩的習慣。」目前三十世代的許多人口，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下班後又到酒吧、俱樂部或餐廳放鬆，這些人早就忘卻了有小孩的生活。

李顯龍在二○○八年推出鼓勵生育的新措施之後，才幾個星期就發生了金融風暴。危機爆發之初，新加坡媒體所刊登的報導其中一篇的標題是「沒錢沒婚姻」。數以千計早已排定的婚禮都因為當事人不再負擔得起而延期，就連約會活動也紛紛喊停。

（本文轉載福瑞德‧皮爾斯新書《人口大震盪》，由天下雜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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