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教授每天送警衛小蛋糕：不希望自己死在家裡 沒有人知道

udn 雜誌 新聞時事 退休教授每天送警衛小蛋糕：不希望自己死在家裡 沒有人知道 2021-08-26 11:40 聯合新聞網 / 天下雜誌 圖片來源：謝佩穎攝 圖片來源：謝佩穎攝 【文 林倖妃】 每一個孤獨死的背後，都是一場無可挽回的人生悲劇，他們不是沒努力過，但卻被疏離感壓垮。從退休教授到失業中年人，不分社經階級，孤寂成為人內心最深恐懼。當親緣逐漸淡薄、工作不再是人生保障，如何保有連結？是在台灣的每個人都該思考的課題。 哥哥住隔壁里，卻不相往來 一整排的公寓建築物，放眼望去只要有窗戶的地方都覆蓋上密密麻麻的鐵窗，一格一格將人關在屋內，也將人隔絕在外。 53歲的夏秋吉（化名）在7月初被發現時，遺體已腐爛見骨。當初就是因為陣陣惡臭，逼得鄰人打電話給里長，要他找出臭味的源頭處理，循著濃厚的氣味嗅到夏家。 員警找到夏秋吉的哥哥和弟弟時，「他們都不太願意處理，說好久沒有聯絡，感覺沒有交集，」處理的員警小陳才24歲，卻已經看過5、6具孤獨死的大體。 透過各種管道，《天下》找到要去處理房子的哥哥，「他就是自己要放爛，失志，」哥哥說，年輕時的夏秋吉是車床「黑手」，功夫很厲害，和女友交往7、8年後分手，工作也沒了。說不出口的挫折和憤怒讓他寄情於酒精，也被診斷有精神障礙。 夏家位在老公寓，夏秋吉住在頂樓加蓋的6樓，5樓曾經是爸爸和哥哥的住所，具有榮民身分的爸爸過世後，哥哥帶著子女搬到不遠處的隔壁里，「有時回來，會發現每個房間都睡陌生人，」哥哥覺得很無奈，3個房間內常有他從外面帶回來暫宿的人。 說不出口的挫折，也曾試圖振作 在這個長滿鐵窗的社區，每個人都看過他，卻遠遠地躲著。里長說，他靠著政府津貼，理應勉強可以維持生活，常常在沒錢時，走到里長辦公室借個50、100元。 經常一個人四處遊蕩、找人喝酒的夏秋吉，也曾經試圖振作，「有一陣子，他說他戒酒了，要去找工作，」里長描述，穿起白襯衫、西裝褲的夏秋吉，「人模人樣，實在很瀟灑、很飄撇。」 但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步履蹣跚地找上里長借錢。當禮儀公司的小周去清理遺物時，在凌亂的屋內找到夏秋吉小心翼翼置放在電視櫃內的一疊照片，照片裡有個人照、女友照，還有一張最後的全家福，當時的他有著一張神采飛揚的年輕臉龐，但在此後的20多年，他卻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整理好拿給哥哥，但哥哥放在原地，只拿鑰匙就走了，」小周說。 「孤獨死」的最深恐懼，不分社經階級 不限社經階層，愈來愈常見的孤獨死，成為人內心最深的恐懼。基隆市議員王醒之提到他身邊的例子，一位大學退休教授，先生過世，子女都在國外，她罹患癌症經過治療，即使身體虛弱，仍每天逼迫自已出門參加社區活動，目的只是為取得活動會分發的小蛋糕，拿回家後不是自己用，而是要分給社區的警衛。 「我問她為何要這樣做？她說，她一個人住，不希望自己死在家裡，沒有人知道，」王醒之感嘆，這位教授的處境是很多人的寫照，「她知道要為自己找到更多跟社會聯繫的方法，只能拼拼湊湊，做一點自己還能做的事。」 面對孤獨死的恐懼，國家或社會能做什麼？「社會福利的概念是什麼？就是你缺什麼，我就給什麼，但沒有人關注『陪伴』這件事，」王醒之觀察。 王醒之認為，台灣雖然有長照體系的社區關懷據點、鄰里長通報系統，但多是針對特殊境遇老年人，而這樣的概念早已過時。他認為，未來的社區工作應該更有系統、有方向、有意識地讓人跟人之間建立一些聯繫，「不一定要互相照顧，至少讓人的社會存在感扎實一點。」 要對抗孤獨，政府政策也不應侷限在社會福利系統。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劉立凡不諱言，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有M型化趨勢，著重在社會底層的生存需求，使用者也多是社會底層，但「最可憐的是中產階級，因為會孤獨死的人未必是貧窮線以下的人，」她看到有太多過去是經理或主管退休的人，寧願餓死、凍死也拉不下臉去請人幫忙，「因為人有自尊心的考量。」 政策不能只是「給」，須兼顧自尊 劉立凡認為，對抗孤獨的社會政策應該包括就業、勞動、教育和居住等，關鍵是要著重社會心理需求，幫忙需要的人找到資源，保有健康、保有生活。在設計時不能只是「給」，更要「給」得有策略性，兼顧自主和自尊。 從獨居的安全維護、社會社區網絡的建立，到提升社會參與機會，從一般志工到貢獻自己專長的專業志工，都是台灣未來必須要做的社會建設。 每一個孤獨死的背後，都是一場無可挽回的人生悲劇，在《無緣社會》一書的介紹詞中提到，「它不是高齡社會的必然，而是冷漠與自私的孿生子。」建立關懷人、尊重生命的結緣社會，是對抗無緣社會的一帖良藥。 當家庭已經不再是人的最後堡壘，當親緣逐漸淡薄、工作也不再是人生保障時，我們要如何保有連結？這或許是在台灣的每個人都該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