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斯拉夫妓女最大進口國之一

【前言】

我們消費的每一種產品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黑暗的歷史，從奴隸勞動力到盜版；從假冒偽劣到欺市詐騙；從小偷竊盜到大規模洗錢。流氓經濟最危險的繁殖地帶就是全球市場。流氓產品滲透到各個角落，對傳統經濟進行強有力的腐蝕。

娜塔莎們

以色列是斯拉夫妓女的最大進口國之一，據各種資料來源估計，大約一百萬以色列人每個月要光顧一位妓女。按照以色列國會調查委員會的說法，「每年大約有三千至五千名（來自蘇聯陣營）的女人被偷運至以色列，賣入當地的賣淫行業。……這些女人每週工作七天，每天工作長達十八個小時，而顧客支付的一百二十新謝克爾（相當於二十七美元）中，她們只能拿到二十新謝克爾（四點五美元）。目前居住在全國三百至四百家妓院的此類女人人數高達一萬人。每一個這樣的女性的交易價格大約在八千至一萬美元。」即使在斯拉夫女人的交易剛剛開始之時，這一行業之興旺發達，只需看看在以色列清洗的來自賣淫行業的高額黑錢利潤便可一目瞭然；從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五年，以色列銀行大約收到四十億美元的投資。另外六億美元的黑錢是在房地產業清洗的。

賣淫行業在以色列增長之所以如此神速，有其文化和宗教原因。和世界上大多數男性一樣，以色列男性也很容易在身材高大的金髮斯拉夫女性面前把持不住，他們將這些女人統稱為「娜塔莎」。男人們會「走進大廳，臉上掛著愚蠢的傻笑，喊一聲『娜塔莎』，就好像我們只不過是俄羅斯玩偶一樣。」被販賣至以色列的俄羅斯女人瑪麗卡回憶道。哈勒定——最保守的東正教猶太教徒——的需求尤其大，許多人都是妓院的常客。「如果你在證券交易所或者鑽石交易所所在地區，會看到很多妓院，以及很多宗教信仰非常堅定的人，因為這些人需要性，而他們自己國家的女人又不能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提供服務。他們又不能手淫，因為他們不能浪費自己的精子。因此他們必須在女人身上發洩，」尼森．本－艾咪解釋說，她是專門研究婦女販賣和以色列賣淫問題的非政府組織覺醒中心的共同指導員。

好幾個以色列的資料來源證實，俄羅斯東正教猶太教徒的湧入（這是另一個與蘇聯解體有關的現象）出乎意料地促進了當地賣淫行業的增長。「許多人都與俄羅斯黑手黨——黑手黨在二十世紀九○年代初控制了幾乎所有斯拉夫妓女的生計——有關。他們幫忙與當地的皮條客做生意。」一位來自特拉維夫的員警承認道。德國皮條客麥可也承認，幾乎就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同時，俄羅斯黑手黨就接管了新商品的交易。「早在九○年代，俄羅斯人就開始源源不斷地將新的女孩子帶入柏林了。」

武裝犯罪組織也參與了這一項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生意。在賣淫行業合法化的德國，從性行業中分一杯羹的辦法有很多。「漢堡和柏林被控制在黎巴嫩黑手黨手中，」麥可解釋說，「那些人可不能招惹，必須付他們保護費。那些阿拉伯人不時地來到我們的酒吧要錢。如果你說『不』，他們會在你面前掏出手機，告訴你，一群武裝著烏茲衝鋒槍的人半個小時以後到。你能怎麼辦？給他們錢，我只能這麼說。在科隆，情況則完全不同，庫德斯坦工人黨（註）控制著當地的賣淫行業。同樣的，他們不直接參與賣淫生意，不過妓院和性愛酒吧必須向他們支付保護費。」

註：庫德斯坦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是一九七八年成立於土耳其庫德斯坦地區的左派政黨，長期與土耳其政府軍進行游擊戰。該黨主張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的庫德斯坦地區（庫德族人居住的地區），建立庫德斯坦共和國，致使土耳其長期陷入圍剿庫德族人的內戰中。

賣淫行業和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同樣存在於以色列——那個與恐怖活動抗戰的核心國家。斯拉夫妓女和性奴隸途經加薩走廊到達以色列，整個過程通常都是與埃及和巴勒斯坦犯罪組織合作進行的。伊爾蒂珂是一位來自匈牙利的學生，年僅二十二歲，她通過巴爾幹半島被販運至埃及。「我在亞歷山卓上岸，在那裡遇到了一個俄羅斯人，他帶我到達沙漠，將我交給了一個貝都因人。和我一道的還有六個女孩，都來自俄羅斯。我們經過幾天的長途跋涉穿越沙漠，最後來到了邊境。」伊爾蒂珂越過一條小徑來到以色列，那條小徑將拉法市和以色列—埃及邊境隔離開來。拉法北部便是加薩走廊。「拉法距離埃及邊境只有幾百英呎。它最南端的建築物是作為巴勒斯坦人和來自西奈山的貝都因人所挖掘的無數隧道的入口。這些隧道聚集著恐怖主義者、毒品販子和人口販子，他們販賣女人，將她們作為妓女賣往以色列和西岸。」私底下，來自各個以色列組織的恐怖主義專家們，對於與恐怖集團有關的犯罪組織開始參與到性行業中表示擔憂。不可否認，為了滿足它的公民對於斯拉夫女人的貪婪需求，以色列與它的阿拉伯敵人結成了聯盟。

如果不是道德觀的重大改變，全球斯拉夫妓女和性奴隸激增的供應量，根本不可能有那樣巨大的國際需求。今天，現代全球化社會已經非常巧妙地容忍賣淫的行為了。「賣淫……已經被貼上屬於娛樂產業一項延伸的新標籤。研究顯示，有十分之一的英國男人——相當於兩百三十萬人——已經享受到這一項娛樂。」《星期泰晤士報》這樣報導著。沒有人願意錯過這一樂事；每個人都希望參與一下城裡的新玩法。「曾經有一個客人走進來，要看一群女孩子表演的節目。他坐下來看了節目，沒有碰那些女孩子，也沒有做什麼其他的事情。他只是坐在那裡，」柏林的皮條客史蒂芬回憶說，「哈，有趣的是……他是一個盲人。」

哲學家羅傑．斯克拉頓指出：「當性愛成為一種商品，人類理想中最重要的聖殿就變成了骯髒的市集。這就是過去幾十年裡發生的事情，它是後現代文化的基本事實。」在西方，道德觀的改變使人們開始接受所謂的中產階級人肉生意。透過伴遊機構或刊登在網際網路上的個人廣告的性交易，是中產階級將此項新產品商品化最常見的工具。「在英國Google上鍵入『女性伴遊』，可以得到七十六萬筆搜尋結果。」大多數網址都屬於興起於二十世紀九○年代的中小型公司。

如果說「性交易」的行銷帶動了需求的增長，那麼對賣淫行為的美化則增加了斯拉夫女人進入性行業的誘惑。《保送入學》和《麻雀變鳳凰》，為賣淫行業籠罩了一個完全虛構的光環。根據幾個專門關注那些被性奴隸販子賣入賣淫行業的斯拉夫女人的非政府組織表示，它們在研究中發現，許多女人天真地認為她們可以像《麻雀變鳳凰》中的茱莉亞．羅勃茲那樣，在成為妓女之後遇到自己的白馬王子。

在成為妓女之後「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的故事只會發生在好萊塢的電影劇本中，不過他們之所以出售這類書籍和電影，就是因為他們希望中產階級能夠欣然接受「性交易」。許多出版社和製片商仍然熱衷於滿足那些住在郊區別墅裡的人們對於與賣淫有關的「有趣」童話的胃口，從根本上說，他們是在利用女人的悲慘和絕望賺錢。

（本文轉載自洛蕾塔．拿波里奧尼新書《流氓經濟》，由博雅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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