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德國的科爾：偉人？死者不一定為大

統一德國的科爾：偉人？死者不一定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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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0 17:44:14 戴達衛

「在一位掌權者過世時，[媒體]常會進入一種缺乏批評的浪漫狀態。這種『對於死者唯有稱美』的態度，是對政治家言行不誠實的處理方式。」 圖／德國《畫報》

素有「終身總理」與「統一之父」之稱的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於6月16日辭世，享壽87歲。 科爾在1982-1998年間任職德國總理，時間長達16年，任期內促進兩德統一以及歐盟統合，無疑是一個時代的偉人。無論在台灣還是在德國，面對歷史性人物的辭世，人們多半抱持「死者為大」的態度，公共輿論讚頌已逝者的聲音，往往蓋過批評。但我們是否應該平衡地討論，在回顧他們的貢獻時，也同時回顧他們的過錯。當大部分媒體專注於報導科爾在兩德統一以及歐盟上的貢獻時，這篇想要探討的是光鮮亮麗之外，科爾的政治生涯中的爭議。

1930年出生的科爾，如同當年大部分的德國小孩，他也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到了要從軍的年紀時戰爭已結束，因此科爾沒有被徵召過。這段機運爾後被科爾稱之為「晚生之恩典」（Gnade der späten Geburt，通常翻成「寬恕這些後代」）。在1983年訪問以色列國會時，他曾搬出這段往事：

我作為受『晚生之恩典』及特別家庭背景之運的人，從而成為在納粹時期，沒負擔罪責的人。（Ich rede vor Ihnen als einer, der in der Nazizeit nicht in Schuld geraten konnte, weil er die Gnade der späten Geburt und das Glück eines besonderen Elternhauses gehabt hat.）

這句話遭到強烈的批評，不少人認為，科爾試圖洗脫戰後二代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責任。的確，科爾對二戰以及納粹政權的一些態度，令人質疑：他認為戰後許多猶太人，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不斷消費過往的歷史悲劇，而不少戰前與戰後移民至美國的猶太裔意見領袖，更讓他特別不滿。例如在1985年的美德國是訪問中，科爾偕同雷根總統參訪西德紀念二戰的畢德堡（Bitburg）軍人公墓，該墓園卻意外地被發現同時埋有納粹武裝親衛隊（Waffen SS），美籍猶太裔的大屠殺倖存者魏瑟爾（Elie Wiesel）為此強烈批評科爾，但科爾不僅未取消墓園行程，更反諷魏瑟是

來自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魏瑟爾先生。

1985年科爾（左一）偕同美國雷根總統（右二）參訪西德紀念二戰的畢德堡（Bitburg）軍人公墓，卻意外地被發現該墓園同時埋有納粹武裝親衛隊。 圖／路透社

魏瑟爾（1928－2016；右），諾貝爾得獎者，二戰期間全家被關押至奧斯威辛集中營，最終僅剩他與兩位姊姊倖存。第一本著作《夜》描述集中營內慘絕人寰的處境。 圖／美聯社

▌政治鬥爭，與不信任議案的濫用

二戰結束不到一年後，科爾就在基督民主黨（CDU）找到了政治歸屬。1955年，他進入萊茵蘭-普法茲基民黨理事會並於1959年進入萊茵蘭-普法茲邦議會，長年在萊茵蘭-普法茲的耕耘，讓他在1973年爬生到基民黨聯邦層級的黨主席之位。在1976年基民黨角逐執政權失利後，科爾繼續擔任反對黨領袖，並在任職期間與基民黨的巴伐利亞姐妹黨「基社黨」（CSU）黨主席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發生了一系列的政治鬥爭。

施特勞斯作為全巴伐利亞高級文理中學的第一名畢業生，以及慕尼黑大學古典學、歷史學等等專業畢業的高中老師，一直看不起科爾，認為他很土，不配參選總理。為了鬥下科爾，施特勞斯企圖解散兩個姐妹黨在聯邦層級的黨團聯盟。為了「顧全大局」，科爾承諾不參選1980年的大選，並將黨團聯盟的總理候選人名額，留給施特勞斯。科爾會如此「慷慨」，當然是算準了局勢對施特勞斯不利，先讓他當砲灰；「退讓」只是科爾為下一次選舉作的準備。果不其然，施特勞斯領軍的選戰，是基民黨－基社黨聯盟自1949年以來最低迷的一場選舉。而施特勞斯在戰敗後選擇回到巴伐利亞，而科爾風光地繼續出任基民黨黨魁。

1982年，時任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雙方出現了不可彌合的裂痕，導致自民黨籍的部長集體辭職。同年10月，基民黨對瀕臨崩解邊緣的聯合政府，發動「建設性不信任投票」（Misstrauensvotum），基民黨獲得議會多數的支持（256票支持 vs. 235票反對），讓擔任黨魁的科爾終於得償所望，成為聯邦總理，並與自民黨結盟。

不過，由於當初基民黨的總理候選人是施特勞斯，而非科爾，且由於自民黨早先是與社民黨合作，因此儘管科爾獲得過半支持，許多人還是質疑其政府的民主基礎。外界的反彈迫使科爾在上任後一個月內，重提不信任動議，結果如他與黨內事先「喬」好的，透過同黨同志對他投下反對票或是棄權，好讓聯邦議會再次解散，重啟大選。不信任動議三番兩次地被濫用，不僅遭致批評，甚至一度因「違憲」之虞而鬧上憲法法院。

這段政治風波，一直到1983年3月的大選才得以平息。基民黨再次得到了選民的肯定，以48.8%的得票，繼續與自民黨合作，開啟了往後長達16年的聯合政府時期，科爾也因此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立以來，任職最久的總理。

不信任票的風波，一直到1983年3月的大選才得以平息，基民黨再次得到了選民的肯定，科爾亦再次成為聯邦總理。 圖／路透社

▌「一片繁榮」下枯萎的東德

科爾留給世人與自己的歷史定位，無疑是兩德統一。不過，兩德統一並非是科爾一人說的算，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皆扮演了關鍵十足的推手角色。但在德國主流的歷史觀中，其他當事人的關鍵貢獻，常被科爾個人的光芒所掩蓋及忽略。

兩德統一在當時令許多歐洲國家非常擔憂，尤其是英國和法國，因此若沒有老布希的背書，統一有可能無法實現，或至少沒那麼快；而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最後放棄抵制，也才使得統一可行。這些政治人物在高層的決策，形塑了德國統一的過程與模式，但真正製造兩德統一機會的，並不是他們，也不是西德人民，而是參加東德「和平革命」的幾十萬人——他們，才是創造政治機會的關鍵人物，而非科爾一人。

科爾1989年所提出的「十點計畫」，使其獲得「德國統一建築師」的歷史性稱謂，但兩德統一的過程，發生了許多失足與錯誤，包括西德資本家掠奪性的併購，以及普遍的貪污腐敗，最終導致東德經濟的崩潰。科爾曾非常有自信地承諾，透過我們一起努力，能將東德改造成值得生活和工作的「一片繁榮」，但這個繁榮最後不是東德人的繁榮，而是西德資本家的繁榮。

真正製造兩德統一機會的，並不是科爾，也不是西德人民，而是參加東德「和平革命」的幾十萬人。圖為1989年11月09日，讓柏林圍牆倒塌東德人民。 圖／歐新社

兩德統一並非是科爾（右）一人說的算，除了蘇聯的戈巴契夫跟美國的老布希之外，法國時任總統密特朗（左）最後放棄抵制，也才使得統一可行。 圖／路透社

1989年10月4日，布拉格車站：手持證件的東德人民，從捷克邊境湧入西德。 圖／美聯社

柏林圍牆倒塌後，東德人民第一次自由選出的議會，為了將人民企業（VEB）以及社會統一黨（SED；東德長年的執政黨）黨產私有化，於是建立了所謂的「託管局」（Treuhandanstalt），專責處理這些受黨國體制控制的資產。1990-1994年間，託管局總共處理了東德12,000多家大中小企業，其中的一半（6,546）被私有化、3,718家企業遭到資產變現的處理。這些私有化導致東德工人大量下崗，托管局所負責的企業中的崗位，從1990年的410萬工人大幅減少至1994年的150萬人。在東德製造業的工廠、機台、原料、以及土地等財產裡，其中的80%跟14%，分別遭西德人與外國人掠奪性地購買，僅6%由東德人自己接手。另外，1993年後，托管局主要的管理職位都有西德人擔任。

整個託管過程，在東德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自己的國家被「清倉出售」的印象，自己一輩子所努力的、所熟悉的，一下子就沒了價值。科爾雖然承諾「一片繁榮」，但對他及其所領導的西德政府而言，東德只是個失敗的國家。科爾的財政部長魏格爾（Theo Waigel）不斷強調，東德經濟面臨破產，但這些話語卻忽略許多原本很健康、很有競爭力的東德企業，他們在兩德貨幣同盟（東西德間匯率定為1:1）的影響下，面臨了400％的增值，導致東德商品賣不出去。

這些問題對科爾而言，皆非重要之事，他所在乎的，反而是能否維持個人權力。根據自民黨黨魁拉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的回憶，當年他提醒科爾，東德經濟正面臨巨大的危機，但科爾只回了一句：

那麼，第一次全國性大選我們越快辦越好！

託管局的運作，使得東德私有化過程中出現大量的貪污腐敗，掠奪了東德人民的財產。

在東德人民的心中，統一後的資本掠奪，猶如自己的國家被「清倉出售」的，自己一輩子所努力的、所熟悉的，一下子就沒了價值。圖為1997年的東柏林。 圖／路透社

▌科爾的「黑色戶頭」與政治網絡

東德經濟的崩壞不足以瓦解科爾的歷史定位，最後將他逼退政壇的，卻是「政黨獻金醜聞」。

時間回到兩德統一前的1982年，在科爾將施特勞斯當成砲灰後，他秘密下令基民黨開設「黑色戶頭」，意圖挪用基民黨議會的黨團的資金。根據德國法律規定，議會黨團的資產，不能用來支付黨部的活動，如選舉造勢或文宣印製等等。但當時，黨團的六百萬馬克（DM）被違法轉成黨產；而基民黨不僅挪用了黨團的財產，更於1993-1998年間接受各種檯面下的捐款。

科爾政治的「一片繁榮」 圖／《日報》頭版

1999年，科爾終於承認了黑色戶頭的存在，並指出他接受了210萬馬克的非法政治獻金。在接受德國第二電視台採訪時，科爾說「我並不打算將捐款者的名單公開，我向他們做出了承諾。」換言之，科爾讓自己的承諾凌駕憲法。科爾在黨內以及公共的形象，受到嚴重的損害。科爾堅持，他接受的政治獻金，是為了用以基民黨在東德的地方黨部建設，並辯駁因為東德社會統一黨的繼承者民主社會主義黨（PDS）的在地資源很多，不利於基民黨在東德的選舉。

科爾的說法隨後遭到《明鏡》周刊的打臉。根據該周刊的批露，這210萬的政治獻金，並沒有如科爾所說用來建設東德基民黨地方黨部，反而被挪用以支付基民黨其他的競選活動及選舉民調。同時，科爾政府更被爆出，武器貿易商施賴伯（Karlheinz Schreiber）透過黑色戶頭，非法捐了100萬給基民黨，同時也給現任財政部長（當時擔任黨主席）的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10萬的黑金。

政治獻金的醜聞，最終逼得科爾放棄榮譽主席的職位，並從此退出政壇。2000年，德國聯邦議會會長下令，強制基民黨繳納4千1百30萬馬克的罰款。

從濫用不信任議案到「黑色戶頭」，我們或許可說，科爾不僅是德國統一之父，更是基民黨的「教父」。他的黨內治理模式被稱為「科爾系統」（System Kohl），在其25年的黨魁生涯以及16年總理職位期間，科爾透過「黑色戶頭」的資金流動，讓所有人脈相互倚賴，以此建立一個既得利益的政治網絡，透過非法取得的黨產，來協助系統內的盟友。也因此，在評估科爾的歷史定位時，或許我們不僅要討論他的貢獻，也要正視他所犯的錯誤。

柏林左翼的《日報》（taz）禮拜六選了一個比較諷刺的方式來紀念科爾，其頭版是一堆疊在一起的花圈，標題為「一片繁榮」。這個頭版在社群媒體上遭到嚴重的批評，taz的總編輯當日下午公開道歉，說他後悔他們編輯的決定。但我想在這裡引用他道歉文的一句話：

在一位掌權者過世時，[媒體]常會進入一種缺乏批評的浪漫狀態。這種「對於死者唯有稱美」的態度，是對政治家言行不誠實的處理方式。面對這種狀態，我們透過科爾辭世的頭版，試圖建立一個可以抗衡的反對點。

我想，寫這篇文章的用意也是莫過於此。

在回顧他們的貢獻時，也同時回顧他們的過錯。 圖／歐新社